安杰视点│浅谈“一事不再理”原则中“新事实”的认定标准

摘要: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原则,是指:对已在诉讼过程中的或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另行起诉的,法院将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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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原则,是指:对已在诉讼过程中的或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另行起诉的,法院将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就“新的事实”应如何认定,现有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拟结合现有司法案例对“新的事实”的认定标准进行探讨。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立法渊源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民事诉讼中被普遍认可和适用的原则,从内容上讲,该原则主要体现为维护“既判力”和“禁止重复诉讼”两方面的要求。


“既判力”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后诉的羁束力。其消极作用体现为:基于国家司法权的威信及诉讼经济,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不准对同一事件再次进行诉讼。


“禁止重复诉讼”源于罗马法的诉权消耗理论,即: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笔者理解,该理论项下不仅包括对生效裁判既判力的要求,还包括对诉讼过程中的案件禁止另案起诉的规定。


目前,就“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实践,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通过诉讼系属效力和既判力的消极效力来实现,而普通法系国家则是以既决事项规则和滥用程序规则来进行规范。


就我国而言,《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款被普遍视为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法律渊源。该条款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从内容上说,该条款主要体现的是“既判力”制度的要求,不包括“禁止就进行中的案件另行起诉”的部分,并没有涵盖“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全部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首次对“重复诉讼”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规定。按照该规定,法院应从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三个方面对后诉是否构成对前诉的重复起诉进行考量和认定。从字面上看,该条款关于“重复起诉”的认定不仅包括对已有生效裁判案件的起诉,还包括对诉讼程序中案件的起诉。相较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条款的适用范围更广,也更全面的体现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容。


《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由于该规定存在“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的时间限制,笔者理解,该条款主要是关于“既判力”制度的例外规定,其并不适用于调整“当事人就进行中的案件另行起诉”的情形。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在发生“新的事实”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就已获得生效裁判的案件再次提起诉讼。


但就“新的事实”的认定,现有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各方对“新的事实”的认定标准看法不一。


《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解读和适用


如前所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是关于“既判力”制度的例外规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从“既判力”制度的内容、效力和设置目的出发,对“新的事实”的认定标准进行考量。


一般认为,“既判力”的界限可以分别表述为时间范围、物的范围以及人的范围。就时间范围而言,通说认为既判力的基准时为“法庭辩论终结时”,确定判决仅对基准时之前发生的事项具有既判力,对基准时之后的事项没有既判力。


按照第二百四十八条关于时间范围的规定,“新的事实”应发生在“裁判生效之后”。按照我国现有案例中法院的普遍意见,“新的事实”应是在既判力基准时之前没有发生的新的事由,且该事由的发生不具有可预料性,当事人在前诉中对此不可能予以主张。法院持该意见的理由在于: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后诉中基于新事由提出的诉讼主张与前诉具有可分性,进而也就形成了与前诉不同的、可以另行起诉的诉讼对象。


此外,由于“既判力”制度强调的是对某一基准时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作为该制度的例外,“新的事实”还应该满足“导致原生效裁判认定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条件。


结合现有案例,笔者认为实践中对“新的事实”的认定主要有以下三个标准:


(一)“新的事实”发生时间是否在裁判生效之后


根据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新的事实”必须发生在裁判生效之后。此处强调的是“发生时间”而非“发现时间”。


按照上述标准,当事人据以另行提起诉讼的“新事实”和“新证据”有如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将认定其不属于“新的事实”。


1、裁判生效前已经存在的事实和证据不属于“新的事实”


在上海高院审理的某安装公司诉某银行案中((2010)沪高民五(商)申字第13号),上海高院认为:安装公司再次起诉确实主张了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但上述证据和事实在前诉辩论终结前均已出现,故不论该安装公司遗漏主张或举证的行为是否有过失,其均不能在判决生效后以之作为起诉理由和证据,就同一诉讼标的再次起诉,否则亦属于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


2、裁判生效后获取或制作的、用以证明裁判生效前已发生事实的补强证据,不属于“新的事实”


在湖北高院审理的某合伙协议纠纷再审案中((2015)鄂民申字第02059号),自然人曾某和金某就合伙事宜达成《合伙协议》,协议履行期间曾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伙协议》并要求对合伙期间所获得的利润进行分配。前诉审理过程中,因双方合伙期间财务资料不全且双方均表示不委托审计,导致无法就双方合伙期间利润进行认定,前诉法院判决驳回曾某主张分配合伙利润的诉讼请求。后诉中,曾某向法院提交了由第三方单位在前诉判决生效后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合伙期间承建项目的结算及领款情况。


湖北高院认为:上述《情况说明》属于已审结合伙纠纷案中对于双方合伙项目结算事实的补强性证据,不属于“新的事实”,曾某依此提起诉讼的,法院应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针对上述两种情况,笔者理解:就裁判生效前已存在的事实和证据,如因当事人存在过失而未能及时提交的,该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对于非因当事人过失未能及时发现和提交的证据,法律已规定以再审程序作为救济途径。即: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的证据向法院申请再审。


另外,尽管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时间节点为裁判生效后,但在现有案例中,法院更倾向于以“法庭辩论终结时”作为划定“新的事实”的时间节点。笔者认为,该做法主要是基于实践中法院依据各方在辩论终结前提交的证据、提出的主张或诉讼请求进行裁判这一情况的考虑。就法庭辩论终结后发生的事实和证据,事实上已很难作为法院裁量的依据。即:生效裁判并未对法庭辩论终结后发生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将该等事实和证据认定为“新的事实”,与“既判力”制度并不冲突。


(二)“新的事实”的发生是否具有可预见性


法院在实践中对“新的事实”进行认定时,还会同时考虑相关事实的发生在裁判生效前是否可以预见。最典型的案例即在人身伤害纠纷中,受损害方在判决生效后出现其他后遗症或病情恶化的情况。该情况下,法院一般会考察在生效判决作出前,是否可以根据受损害方的受伤害情况、医疗诊断材料、类似病例情况合理预见到后遗症发生或病情恶化的情形。如果可以预见,法院将倾向于认定该等后遗症或恶化的病情不属于“新的事实”;不可以预见的,法院将作出相反的认定并进而依据“新的事实”对案件进行审理。


在湖北高院审理的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再审案中((2015)鄂民监三再终字第00047号),南某在为龙某、王某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经法院调解各方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生效后,南某在治疗过程中病情发生恶化,被鉴定为二级伤残,南某据此提起诉讼要求龙某、王某增加赔偿金额。湖北高院认定:南某在调解书发生效力后病情发生恶化,属于裁判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依据该事实提起新诉,不属于重复起诉。


笔者理解:法院关于“新的事实”发生应具有不可预见性的要求是对“既判力”制度中时间范围要求的延伸。其强调的是该事实因不可预见,在生效裁判作出时不可能作为裁判考量因素,未曾对裁判结论产生过影响。生效裁判作出前不可预见的事实不属于生效裁判审理和认定的事实,将该事实认定为“新的事实”并进行审理不违背“既判力”制度的要求。


(三)“新的事实”是否将导致原生效裁判所认定的权利和义务发生变动


“既判力”制度强调的是对基准时之前争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如需推翻既有认定,则须发生足以使原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动的事实或情况。这也是第二百四十八条适用的实质性条件。


实践中,比较典型的能引起生效裁判所认定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动的事实主要包括如下两种类型:


1、已认定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条件发生变化,构成“新的事实”


该类情形主要是指:生效裁判作出时考虑的重要条件和因素在裁判生效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生效裁判认定的权利和义务无法按既有裁判规定来行使和履行。


上文中提到的双方就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达成调解后,受害方病情发展与预期出现巨大差异,继续履行调解协议明显损害受害方利益,法院根据受害方后续病情实际情况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调整就属于该类情况。


此外,在法院判决诉争合同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如后续发生导致诉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法院也将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对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进行调整,例如解除合同。


在山西高院审理的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与某管理局、人民政府合同纠纷案中((2016)晋民终355号),某房地产开发企业与某管理局就某项目的投资建设签订《合作协议》,后因该管理局未完全履行合同双方发生争议。前诉法院判决《合作协议》继续履行。但前诉判决生效后,该管理局拒绝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并将建设项目所在土地另行出让给其他主体,导致《合作协议》实际无法履行。


山西高院经审理认为:原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认为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无继续履行的基础,已不具备执行的条件,建议通过诉讼途径予以解决。这些事实均发生在前案判决生效之后,是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本案事实显然与前案件事实不完全相同。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2、经法院裁判或双方协商构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该法律关系的履行构成“新的事实”


该情形是指:经各方和解、法院调解或裁判,各方之间达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法院对该新权利义务行使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进行审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笔者理解,该做法的依据在于:新的权利义务关系独立于原权利义务关系,对新法律关系的审理结果不会产生与已有生效裁判相反的结果,符合“既判力”制度的要求。同时,该审理是对不同诉讼标的的审理,也属于“禁止重复诉讼”制度的应有之意。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某建材公司不服人民法院执行裁定案中((2014)执监字第80号),某建材公司与自然人李某就买卖合同履行产生争议,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书生效后,因双方就调解书的履行再次产生争议,该建材公司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执行。


后李某就该执行裁定向当地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当地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在执行中,双方对履行调解书过程中谁应付违约责任产生较大分歧,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适用实体法直接确认当事人在履行调解书过程中的违约责任,超出了执行审查的范围,该违约责任的确定需通过诉讼程序解决。高级人民法院最终裁定撤销强制执行的裁定。


该建材公司不服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本案调解书中所确定的基于双方违约责任而导致的给付义务,取决于未来发生的事实,即当事人双方在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是否违约以及违约程度等,属于与案件审结后新发生事实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予以认定,会导致缺乏程序的正当性和必要的程序保障。为能够更加有效地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允许当事人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

结语

结合对现有案例的整理和分析,《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关于在存在“新的事实”情形下,当事人可以依据“新的事实”另行起诉的规定属于“既判力”制度的例外情形,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从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的角度出发,目前法院主要从事实发生的时间、可预见性及是否导致已认定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三个方面对该事实是否构成“新的事实”进行认定。


当事人在援引该条款提起诉讼时,应尤其注意分析所援引事实是否属于既有生效裁判已审理认定的事实,注意区分“新的事实”和“未发现的事实和证据”,选择正确的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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